李心传是“四李”（父亲李舜臣，三个儿子李心传、李性传、李道传）名臣硕儒中的重要代表，是南宋著名的史学家。父亲李舜臣，字子思，曾任成都府教授，饶州德兴县县令，宗正寺主簿，对《易经》很有研究，曾著《本传》三十三篇，得到朱熹的称赞。李心传通过州县推荐，参加贡举，未考上，从此绝意于功名，开始闭户著书。

理宗宝庆二年（1226），由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推荐，由四川制置司敦促送至都城临安，理宗赐给他进士出身，担任史馆校勘，专门修撰《中兴四朝帝纪》（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帝纪）。工作接近完成时，因受攻击，离开都城，回到成都府担任通判，承受即升任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

朝廷了解李心传擅长史学，允许他不必参与参议官的工作，可以设置书局，招用属官，接续修撰《十三朝会要》（北宋九个皇帝加上南宋初的四个皇帝十三朝会要，原由赵汝愚等修纂），全书由李心传在端平三年（1236）完成。书成，李心传应诏赴临安，任工部侍郎，当时已年过七十。不久，又受攻击，担任提举宫观的闲职——“奉祠”官，到潮州居住。理宗淳祐三年（1243）去世。

李心传的另一重要史学著作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自北宋灭亡，南宋建立以后，有关君臣将相的事迹，兵戎财赋的源流，礼乐制度的因革，在官方有关记载中，往往缺失。李心传把从建炎以来到嘉泰二年（1127—1202）七十多年间的朝野记闻，“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加以辑集，分门著录，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四十卷。《朝野杂记》的体例与《会要》相同，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经纬。马端临《文献通考》称此书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王士祯《居易录》亦称其“大纲细目，杰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证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于高、孝、光、宁四朝，礼、乐、刑、政之大，以及职官、科举、兵、农、食货，无不赅具，首尾完赡，多有马端临《文献通考》、章俊卿《山堂春索》及《宋史》诸志所未载”。可见它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凭籍。

 李心传的史学代表著作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旧称《南宗系年录》。全书仿照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编年系月，纂述南宋高宗朝三十六年（1127—1162）事迹，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续。由于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所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当时受到很高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可见其史料价值极高。

 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二书，还有《学易编》《诵诗训》《春秋考》《礼辨》《读史考》《旧闻证误》《道命录》《西垂泰定录》《辨南迁录》以及诗文等。其中有的已散失。《道命录》一书，记载程颢、朱熹进退始末，备录其褒赠、贬谪、荐举，弹劾之文。在《道命录•序》一文中，颇多谴责蔡京、秦桧之词，从中可以窥见他的政治倾向。

李心传两宋时期，我国史学有较大的发展。当时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比较重视史学的整理和著述工作，希望通过史，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便取得借鉴。所以，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下，既出现了象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名著，也出现了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样的大作。

而李心传就是直接继承李焘“长编”体新史学，更加注意整理近代和当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情况，严格按照编年的体例，以百科全书式的长编体形式为史学研究提供大量第一手的比较确实可信的资料。李心传在史学研究上以见识渊博精详见称，同时又具有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近代当代史学，做出了出色新成绩。

他从三十岁到七十八岁的近五十年中，孜孜不倦地从事于资料搜集、整理和撰述史学著作，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尊重客观事实，不妄加主观臆断，是他在史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由于史学体系的一致，学术成就的仿佛，李心传和李焘一起，被人们称为南宋史学界的“二李”。